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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这些藏品中的一部分，先后为文恭公所购得，其中便有唐人写经、宋拓麻姑坛记、明拓争坐位帖稿碑、醴泉铭等。”

    “之后回籍修墓，途经沪上，文恭公与九华堂、扫叶山房、同文书局等以及苏州抱芳阁建立了联系，书商发现善本，便会送货上门，如有得意，往往多方筹措资金，尽力购买。”

    “客居京师期间，凡京师博古斋、论古斋、丛古斋、积古斋、尊古斋、宝古斋以及宝文堂、三槐堂、积古堂等大小书铺，无不留有他的足迹。而这些由书店购入的大部分秘本，都记录于他的日记之中，藏有端绪、授受有流。”

    这就十分牛逼了，一件文物抵达书铺后，其大部分源流信息就只能从图书中的序跋，批注，印章等痕迹推断其传承了，翁同龢此举其实是将断掉的流传次序再次接续了起来，一百六十年后，这些又重新成为重要的传承信息。

    “随着变法失败，文恭公被开缺回籍，当时走得匆忙，留下其侄孙斌孙为其看护在京中的房产和书籍，到了次年，斌孙公便将文恭公寄存在京寓的书籍字画、文件档册、手迹等寄回，一部分移存津门，一部分装运回常熟老家，伴随文恭公度过凄凉的晚年。”

    “剩下的我来说吧。”翁以钧续道：“虽然分作了两处，但两处藏书尚可称连楹充栋，而留在常熟彩衣堂内的藏书，更多为不经见者。”

    “只可惜后来国家动荡，彩衣堂的收藏荡然四散，最后渐被公私收藏。”

    “前年叔叔将常熟老家旧宅捐给了当地政府，根据当地政府来人跟我们说的数字，如今的翁氏藏书，除了散落民间还待收集的，主要藏于南京图书馆和常熟图书馆两处地方。”

    “其中南京图书馆收藏有五千余册，在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有四百余种；小两千册。”

    　　

  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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